余玉堂，原名余兴宜，又名余彦清。1908年3月17日出生在江西婺源县鄣公山里村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鄣公山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秘书。1936年秋，奉命到宁国开辟游击根据地，任宁昌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3月不幸遭国民党逮捕，月底，被杀害于宁国县城南门山岗，时年29岁。
 

 

余玉堂的家乡鄣公山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这里森林茂密，盛产竹、木、茶叶等土特产，而山里人民却饱受地主豪绅的盘剥，祖祖辈辈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余玉堂幼小读了几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常年外出到屯溪、浮梁一带以打短工、卖茶叶糊口。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使余玉堂不满旧社会反动统治。

1931年，余玉堂到上海卖茶叶时经朋友介绍结识中共地下党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迪。后来他又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于是反抗旧社会、革命闹翻身的思想在他心中萌发。回乡后，余玉堂经常到贫苦人家串门，促膝谈心，宣传进步思想。他对大家说：“我们穷人有出头日子了，现在中国出了一个为穷人的党，叫共产党！”又说：“世界上没有命好命不好之分，穷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过好日子就要自己去争取。”他的话说到穷人的心坎上。同时，余玉堂还串联了一批青年，利用开山种玉米的机会，教他们学习文化，共同研读从上海带回来的进步书籍。

 

1933年2月，有一支红军驳壳枪队来到鄣公山竹园洲。余玉堂想到这可能是穷人的队伍来了，立即和村里的一位青年赶去和红军见面，并给红军当了向导。红军驳壳枪队走后，余玉堂当晚召集20多名青年在村头庵堂里开了一个会。他说：“今天来了几十人，都是正式的工农红军，是为了穷人翻身来的，现在虽然去了，不久他们还会来的。”他要青年们通过亲戚朋友，去串联、动员群众，告诉大家红军来了要欢迎，不要怕。这年4月，又有一支4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路过鄣公山源头，余玉堂获悉后把他们接到村头庵堂里休息，并将村里的进步青年找来和游击队见面。当游击队长听说余玉堂已将全村群众串联起末靠近红军，非常高兴，次日，他请来全村群众一起吃饭，鼓励大家要跟共产党闹革，并指定余玉堂负责鄣公山工作。

 

1935年4月，皖南红军独立团政委刘毓标率部去赣东北找省委返回皖南时，取道鄣公山，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周围敌人统治薄弱，而且早有革命影响，群众基础较好，于是决定在鄣公山立足，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余玉堂积极协助红军搜集情报，努力宣传发动群众。1935年5月，经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介绍，余玉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鄣公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他更加满腔热情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了扩大根据地，他到莒着山等处串联，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先后组建了农民团、青年团、妇女等8个群众组织和高舍、石屋坑2个党支部。不久，国民党五十五师派一个营驻扎在鄣公山下的车田村，一个连驻鄣公山里村，进行搜剿。余玉堂带领群众配合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清剿”，使红军在鄣公山一带站稳了脚跟。同年秋，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率部来到鄣公山与红军独立团会合，刘毓标带余玉堂去见关英，向关英介绍了余玉堂在鄣公山的工作情况，并推荐他担任了省委秘书。

 

1936年4月，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并确定鄣公山为省委的中心根据地。此后，余玉堂的工作更加繁忙，既要颔导群众斗争，又要为红军筹措给养。随着余玉堂在鄣公山的影响日益扩大，也引起了敌人对他的注意。同年6月，余玉堂到车田筹粮，不幸落入敌手，被押解关在婺源县城。敌人对其严刑拷打，但一无所获，后经组织营救，才逃出牢笼，经过严峻斗争考验，余玉堂成了一名较为成熟的地方干部。

 

1936年9月，余玉堂随皖浙赣独立团转战来到宁国东南部与浙江交界的山区，以宁国冯家塔为中心据点，建立中共宁昌中心县委并担任书记，负责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余玉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做香菇为掩护，访贫问苦，秘密串联。由于他待人随和、体贴群众疾苦，所以群众都愿意和他交谈，热情地称他“香菇佬”。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余玉堂又将当地群众熟悉的民歌小调，填上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词，如《十骂国民党》、《当红军》、《五更歌》、《十二个月》等，同群众讲，教群众唱，这些红色歌谣当时在宁国山区到处传唱，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因势利导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余玉堂首先在冯家塔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了“农民团”，并从“农民团”中选拔出身贫苦又能积极协助红军活动的骨干分子成立“贫农团”，然后向全县其他地区发展。在余玉堂筹红军干部的积极努力下，年底，宁国四乡已发展贫农团24个、农民团100多个。在建立群众组织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注意对贫农团员和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加强阶级教育，并经过考察锻炼，发展为共产党员。这年底，冯家塔、桥头、汪村、羊毫山等地相继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与此同时，发展游击队员130余人，建立了宁昌游击队。

 

余玉堂和杨彪、彭长清等红军干部，领导贫农团、农民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抗息和反对抽丁的斗争。严惩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40余人，被罚款的60余人，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为了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余玉堂率宁昌游击队配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经常主动出击附近的国民党乡公所和小股武装，大小战斗10余次，摧毁敌人大小碉堡10多座。

 

1936年12月21日，他率宁昌游击队和贫农团员30余人，配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一举攻下了浙江昌化县城，活捉了国民堂昌化县党部书记，释放了政治犯。当时皖浙边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和土豪劣绅如惊弓之乌，惶惶不可终日，红军游击队的神威在城乡到处流传。

 

1936年10月，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派新编三十四师和浙江保安团一部，纠集了宁国县保安队和各乡壮丁队等，将宁国划分为10个清乡区，向各游击队活动掘点进行“清剿”，同时，派遣特务四处搜寻余玉堂的踪迹。他们采取抄山“清剿”、经济封锁、移民并村、10户连坐等办法，企图肃清红军游击队。

 

1937年初，皖浙赣红军独立团主力从皖浙边撤走后，敌人的“清剿”更加猖狂，革命队伍中少数不纯分子动摇叛变。此时，敌人进一步加紧对余玉堂的缉查，把黑手伸向了各个角落。余玉堂身居险境，但革命斗志毫不减退，他抓紧发动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做好分散隐蔽和储备粮食工作，准备和敌人作长期斗争。正当余玉堂为革命奔走之际，国民党三十四师特务却已与当地保长及游击队内叛变分子吴齐高（吴痞子）、程三秀等相勾结，设下了圈套。1937年3月18日夜，余玉堂和警卫员舒清荣从南山圩来到程三秀家，程一面伪装热情款待，一面让吴痞子通知当地保长密告驻守在龙川坞的国民党三十四师某营。敌人派了一个连的武装迅即包围了余玉堂的住地，就这样，余玉堂和舒清荣不幸落入了敌手。

 

为了将中共宁国党组织和游击队一网打尽，敌人抓住余玉堂后，在南极、宁墩轮番对其刑讯逼供，但一无所获。敌人又将余玉堂押至宁国县城，由国民党县长王式典亲自审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余玉堂毫不动摇，他说：“我既被你们逮住，就不要关了，立即把我枪毙好了！”余玉堂置生死于度外，却还惦念着被捕的群众，他对敌人说：“老百姓是无辜的，一切都是我叫他们干的，现在你们已经逮住了我，就不应该伤害他们，立刻把他们放掉！”临刑前，他还在监狱的墙上写诗，抒发共产党人献身革命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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